新中国成立后，许多老干部被调任到地方工作，黄火青便是其中之一。黄火青的政治经历非常丰富，他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起步较早。在大革命失败后，黄火青被派往苏联东方大学特别军事政治班学习，提升自己的政治与军事素养。
1930年4月，他离开了莫斯科，回国后，他在苏联学习了不少知识，并且克服了语言障碍，虽然起初没有基础，但经过努力，他能听懂七八成的内容。此后，他被派回国内，分配到上海，进入安徽广德县的游击队，后来又调到红14军，担任团政委兼参谋长。1931年，他被调往苏区，并担任宁都起义后组建的14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，半年后转至红军学校工作。
1934年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，黄火青被调任红9军团政治部主任。9军团负责长征中的殿后任务。1935年，红9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师后，黄火青随之加入了四方面军的左路军，参与了张国焘领导下的作战。然而，随着张国焘提出的“打到成都吃大米”口号，黄火青与张国焘发生了激烈的争斗。最终，他被调离重要岗位，正当他因病无法随军出发时，得到了老马夫的帮助，跟上了队伍。
在长时间的等待后，黄火青被调到党校工作，并在那里待了几个月。部队最终到达甘孜，准备与红二方面军会师。黄火青被调任到四方面军政治部，担任军人工作部长，负责敌军工作。虽然这个职位听起来很有分量，但实际上在甘孜草地上几乎没有敌军，他也感到自己缺乏实质性工作。
展开剩余65%后续，黄火青在散步时与任弼时交流，讨论了新的工作安排，最终他被调任到红6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，接替了甘泗淇，而甘泗淇则被调往二方面军。然而，黄火青对这一任命并不完全满意，因为他更希望能调任二方面军，哪怕是当一个普通的伙夫，因为他在四方面军中与张国焘等分裂分子的斗争中，遭遇了很多打压与排挤。
然而，黄火青的期望并没有实现。最终，他被调任为办事处主任，负责少数民族统战工作，这一安排让他非常失望，但他依然表示服从组织的决定。1936年10月，四方面军的三大主力军渡过黄河，开始西征。黄火青虽然负责敌军工作，但军事指挥上的了解并不深入，西征过程中四方面军失利，他与部分队员突围后前往新疆。
在新疆工作了三年后，黄火青于1940年返回延安，继续在党校工作。接下来的五年，他一直留在延安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他被派往冀察热辽地区，担任多个重要职务，主要负责地方工作。在天津解放后，他协助黄克诚、黄敬等领导工作，最终担任天津市委书记。
1958年，黄火青被调任辽宁省，开始主政地方。接下来的20年里，他的工作有过高潮，但也有低谷。在其中的13年里，他一直处于“靠边站”的状态，直到1978年才重新恢复工作，并被任命为最高检察院院长，重新回到工作岗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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